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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

来源:理论学刊发布于:2016-10-10浏览:984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扩大社会认同、形成思想共识、凝聚精神力量的整合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相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是新常态下扩大社会认同、形成思想共识、凝聚中华民族奋进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流意识形态性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占据主导和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一般都要由执政党的领袖或代表大会提出,是被全党和全社会接受的具有广泛代表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思想理念。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明确提出和界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布局,是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顶层设计,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标志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日臻完善和成熟。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站在时代发展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把握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逻辑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新时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造性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是我们党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是对一个时期内我党已有思想基因的进一步有序结晶与活化,是主流意识形态宿根长出的新芽。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思想,从改革开放开始相继为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坚持和强调,并成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方向。小康社会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康之家”来描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蓝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使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法,十八大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赋予了丰富内涵,并作出全面战略部署。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提出都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从严治党则是在党的十三大上写进了党章。现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们的主体还是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些内容,这表明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性、延续性,是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脉相承的”[2]。同时,“四个全面”也是与时俱进的,是一种综合性创新。“四个全面”的组合不是简单罗列和拼凑,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有机统一体。“四个全面”的组合也不是重复雷同,“全面”二字是“四个全面”最大的创新之处。“全面”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也就是说,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要“全面”,都要系统协调。至此,“四个全面”的有机组合,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各自独立存在的四个“全面”了,而是“实现了整体的升华,具有了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有了生机、活力和生命,“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理论层面,成为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3]。

       第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整体性和局部性的统一,是治国理政大逻辑和小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统握中国大局、大势、大业的大系统。系统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谈到自然界的“系统图景”时指出:“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系统性原则和方法的运用,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新的理论高度全面、系统地概括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我们应该确立一种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一个大系统,是整体,每一个“全面”是一个小系统,是局部,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整体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大理想转化为阶段性的发展战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转化为明确的战略布局。从局部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2020年必须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

       第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既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又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大理想转化为阶段性的发展战略。真正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理论应当是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性表现为它是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映,是由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5]。我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日益复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从现实需要出发,确立了新常态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各环节,覆盖国家治理各领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具有理想性,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大理想转化为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转化为明确的战略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
       意识形态整合主要是指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思想导向能力、合法性诠释能力、社会规范能力、社会心理定向能力,扩大社会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社会团结的过程或结果。一般意识形态都具有整合的能力,葛兰西曾把这种能力比喻为“社会水泥”,他认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意志和愿望,具有思想导向、合法性诠释、社会规范、社会心理定向等意识形态整合的能力禀赋,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导向能力。意识形态是“美好社会的文字表述,也是建设这类社会的主要工具”[7]。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先进的意识形态都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有一种思想导向的能力,尤其在社会转型、变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意识形态常常成为指引社会成员按照既定目标和方向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十八大以来的基本国情和治国理政实践,着眼于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民族复兴长远,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不仅从目标方面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而且从根本动力、制度保障、领导核心方面确立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道路模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凝结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必将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并引导“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8]。“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发展战略和价值追求,凝结着中华儿女的中国梦、民族梦、个人梦,必将使亿万人民连结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和衷共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扩大认同、增进共识、凝聚智慧、汇聚力量,最终形成新常态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幸福美好未来。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合法性诠释能力。所谓“合法性”,即“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人认可的价值”[9]。也就是说,“合法性”的根本要义不是符合成文法,而是符合人民的意愿。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只有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和论证,才能从政治权力转化为权威,才能为民众所普遍认同和接受。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合法性证明,始终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10]。“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最新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1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回应人民愿望心声,以人民利益为经纬谋篇布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为民的集中表达,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根本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将人们对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远大理想具体化、清晰化为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出发,科学谋划改革思路,推动改革举措精准对焦,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依法治国保证的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保障和促进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践行“三严三实”,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社会规范能力。主流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外在表现为理论体系、制度规范、文化载体等,通过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加以引导、鼓励和约束,实现人们对社会规范的认同、接受和内化,并上升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使人们保持统一的意志、目标和行动,最终达到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从整体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方略,又从局部着手规范了一大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内涵丰富、包容全面的奋斗目标,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新要求。这些方面的目标规范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紧密结合发展实际,因而能够为人民所认同和支持,并将引导和激励人民树立起攻坚克难的坚定信心,凝聚起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事业的强大力量。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一招”,只有全面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弊端,构建完备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纠正社会失范、消解社会冲突,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信心、形成改革合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必须重视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和德治的教化作用,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在全社会形成团结友爱、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重要战略举措。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既要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又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才能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社会心理定向能力。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体系结构的基础层次,而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心理有一种定向的能力,通过灌输、引导,使它按照特定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发展和定向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社会心理定向作用尤为明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国新常态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对我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社会现实,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关注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还将远大理想转化为阶段性的发展战略,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够客观反映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带来的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及时掌握社会各阶层、社会组织、利益群体的需求意向,进而引导人们克服心理偏差,帮助人们进行自我调整,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思想认识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此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特征,决定了它还承担着把人们的思想认识从社会心理的水平逐步提高到意识形态水平的任务,这个过程称作“升华”,也就是说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由自发的、盲目的、无条理的感性认识水平提高到自觉的、明确的、严密的理性认识水平。总之,要通过社会心理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升华过程,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使社会心理因素的积极社会作用正确发挥出来,从而调整社会心理使之呈现与社会发展基本相一致的健康趋势,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精神力量。

       三、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社会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武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实现社会化。思想意识的社会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既是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群众掌握理论的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导向、合法性诠释、社会规范、社会心理定向等意识形态整合的能力禀赋,必须融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融入人民日常生活、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融入社会整合机制构建,才能让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的双重实践中认同它、接受它、遵循它,才能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因此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社会化,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落到实处。

       首先,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1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说是实现“两个巩固”的战略抓手,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常态下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导向能力,引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着眼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开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党员干部要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分发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强化阵地意识和责任担当,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地亮剑,立场坚定地发声,牢牢占据思想舆论主阵地。要重点抓好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创新工作理念、手段和内容,使宣传思想工作扣紧社会脉搏、跟上时代节拍、融入历史潮流,始终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先导。

       其次,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人民日常生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面对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最新诠释。也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成果,只有与人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并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要增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而所谓满足“国家的需要”,归根到底是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不断吸收和改造社会生活中反映人民群众合理愿望和要求的鲜活的话语,不断增强解释社会问题、批判社会矛盾、消解社会冲突的能力,真正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的需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便更好地掌握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更有效地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要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传播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变,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提炼加工,转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话语表达方式,实现由官方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向日常生活话语体系的转换。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阐释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人民群众关注的现实矛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准确客观、易于接受、生动活泼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接受。要打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网络传播的话语平台。充分运用网络发展、信息传播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加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网上宣传阵地建设,搭建起广大网民学习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平台,进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和积极拥护,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力量。

       再次,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和具体举措,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只有各项建设协调推进、互相配合,才能够发挥整体性的系统功能”[14]。国家治理体系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外在表现,它一经建立并执行,就具有整合、规范的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同和接受。因此,要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有利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要充分发挥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使先锋模范的行为得到鼓励和奖赏、违法违规的行为受到制约和惩罚,增强人们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范、整合能力的有效发挥还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要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素质和本领,提高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落到实处。

      最后,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社会整合机制构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社会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新常态,切合人民群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结合现实需要,探索和完善社会整合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工程,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一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社会认同度。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注意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妥善处理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尤其要做好信访工作,理顺人们的情绪,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和社会环境。二是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实现协同动作。党和政府要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理论武装、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政策导向、制度保障等各方面协调起来,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到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使之内化为人们的理想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三是完善价值引领机制,凝聚社会力量。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的有效落实。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价值引领,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道德支撑,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思想保证。四是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妥善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进而引导人民始终保持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形成全民奋发向上的社会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禀赋,是实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新整合的基本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因此,必须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社会化,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落到实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支撑。

                                                                           (责任编辑:梁娜、王志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许耀桐:《“四个全面”:习式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人民论坛》2015年第7期。

[3]曲青山:《党的十八大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

[5]徐隽、姚大伟:《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人民日报》2015年2月13日。

[6]Antonio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InternationalPublishers,NewYork,1971,第328页。

[7]AnthonyDowns:“AnEconomicTheoryDemocracy”,Harper&Row,NewYork,1957,p.96.

[8]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3年第6期。

[9][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10][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72页。

[11]《王岐山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外方代表》,《人民日报》2015.9.10。

[12]《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14]杜飞进:《“四个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光明日报》2015年6月5日。

(文章选自《理论学刊》2016年4期)